《抑制、症状、焦虑》[1]

Hemmung, Symptom und Angst (XIV,113-205)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XX,280)

潘恒 译

Ⅰ

“抑制是一种限制自我-功能的表现。”[2]  aiwo999.com

——Freud

在一些疾病中，弗洛伊德观察到了抑制的出现，这使得他觉得有必要区分抑制和症状。这次，他又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在语言学的使用中，抑制意味着功能的降低，而当一种功能经历了一些不正常的改变或者从这种功能中萌发出一种新的现象时，我们则使用“症状”这个词。

抑制与功能的关系极为紧密，这促使弗洛伊德例举了四种功能的抑制：性功能的抑制、进食功能的抑制、运动功能的抑制、工作能力的抑制。这四种功能的抑制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抑制是一种限制自我-功能的表现。为何会出现抑制呢?弗洛伊德认为身体器官的爱欲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弹钢琴的手指或者走路用的腿被爱欲化后，性欲因素的增强促使器官的自我-功能受到限制，为的是避免自我与“它我”之间的冲突的产生。同时为“自我-惩罚”的目的服务的抑制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出现。比如在《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出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弗洛伊德提到了一种性格类型——由成功引起的失败。自我不被容许去进行可以获得成功的活动，因为这些是超我所禁止的。自我放弃这些活动，为的是避免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在上述两种现象中，抑制是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出现的，其目的的是避免由活动的实施而引发的焦虑的出现。除此之外，在哀悼和抑郁中，抑制也会出现。自我面临着特定的精神任务，处理这些任务，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由此造成的能量匮乏，使得自我的功能受到抑制。

Ⅱ

“症状是一个仍处于悬而未决中的冲动满足的标记或替代;它是压抑过程的产物。”[3]

——Freud

症状是一个仍处于悬而未决中的冲动满足的标记或替代，是压抑过程的产物。压抑过程则来自于自我。在超我的命令下，自我拒绝将自身与在它我中被唤起的冲动投注相连接。自我正是通过压抑，使得与应受谴责的冲动相连的表象免于进入意识。那么自此之后，冲动运动的命运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得到一个间接的回答——由于压抑过程，被期待的从满足过程中产生的快乐转变成了不快乐。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一个冲动的满足会产生不愉快感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我对它我中的过程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之所以会对它我产生影响，是因为它我与感知觉系统相联系。它我与此系统的关系，构成了自我区分于它我的基础。感知觉系统的功能与意识系统密切相关。它从内部和外部获得兴奋，并且通过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乐和不快乐的感受来引导精神事件的过程，以使其符合快乐原则。自此之后，当自我与它我的过程相对立时，在近乎全能的机构——快乐原则的帮助下，它会发出“不快乐”的信号，以达到它的压制冲动运动的目的。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自我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

当一个外部危险出现时，有机体撤回对危险对象的投注，逃离此危险，而主体处理内部危险的方式与此类似。压抑可以被视为此种逃离的等价物。自我撤回对应当被压抑的冲动代表的投注，使用这种投注来发出危险的信号(焦虑)。由此，自我成了焦虑的实际的所在地。如此的结果的得出，颠覆了早期理论中焦虑与压抑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焦虑理论中，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因为对冲动运动的压抑，才使得未被释放的力比多转化成了焦虑。而在这里，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变成为焦虑促使了压抑的产生，以逃离冲动运动所带来的危险。

症状来自于经压抑作用后的冲动运动。尽管存在着压抑，冲动仍然找到其替代，但是这种替代是被削减的、被移置的、被抑制的，并且它无法被继续为一种满足。当这种替代的冲动被完成后，并没有快乐的感觉;相反，它的完成具备了强制的性质。在满足退化为症状的过程中，压抑显示了它的力量。

Ⅲ

虽然自我区别于它我，但是作为它我的被组织的那一部分，其力量部分来源于它我。当自我试图压制冲动运动后，它我的其他的部分会发出营救。被压抑的冲动运动成为了分离于自我的部分，以症状的形式出现。在压抑与冲动运动的斗争后，产生了压抑与冲动运动的替代物“症状”的更为冗长的斗争。这时自我会表现出对症状的适应，就像其适应外部世界那样。这种适应的原因正是因为主体通过症状获益。比如在强迫症和偏执狂中，症状带来了自恋式的满足，分别表现为，强迫症建构的系统使得他觉得自己优越于其他人，因为症状让他觉得自己更为干净和有良心;偏执狂的谵妄赋予了他的敏锐的感知觉和想象力以一片在其他地方难以寻到的天地。此种获益，使得自我致力于并入这些症状且加剧症状-固着。

症状，作为被压抑的冲动的替代或衍生物，继续着后者的角色;它不断地更新它对满足的要求，迫使自我给出不快乐的信号且把自身置于一个防御的位置。[4]

Ⅳ

在前面几节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这一阶段推翻了早期的“压抑和焦虑间关系”理论。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颠覆的发生呢?答案正在于对“小汉斯”个案的分析。

小汉斯害怕上街，害怕见到马。通常人们都会认为他的无法上街是一种抑制，害怕马则理所当然是症状，而弗洛伊德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害怕马本身不是症状。经过分析后，汉斯真正害怕的是父亲。于是，父亲被马所替代，成了恐惧的对象，这种替代才是症状的真正所在。在这里，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已经不在现象学的维度上描述症状，而是从症状的机制、从一种结构性的角度出发。从这种替代中，我们能够发现压抑的力量。那么是什么促使了此种压抑的发生呢?

“小汉斯”最初表现出的情感是纯粹的焦虑，之后才表现为害怕马。弗洛伊德认为作为恐惧对象的马的出现是为了处理缺乏明确对象的焦虑。我们可以发现焦虑先于压抑出现。所以弗洛伊德强调：焦虑情感，正是恐惧症的本质，它并非来自压抑过程，也不是来自被压抑的冲动运动的力比多投注，而是来自实施压抑机制的机构本身。

弗洛伊德认为，在恐惧症中，恐惧的源泉可追溯到自我对阉割的恐惧。面对失去被主体珍爱的宝贵客体的危险，主体的第一反应是焦虑。焦虑启动了压抑机制，处理来自冲动运动的力比多的要求，为的是避免阉割的危险。

Ⅴ

在恐惧症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阉割的威胁下，冲动运动的要求变成了一种内部危险，而这种内部危险被投射出去，转化成对外部危险的恐惧。在强迫症中，这种投射则不存在，令其恐惧的是内部危险——自我对内化的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离的危险情境是来自超我的敌意。父亲被去个人化，以超我的形式出现，由此阉割的危险被转化成某种社会性的或道德性的焦虑。

通过恐惧症和强迫症的分析，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反应。自我通过避免危险情境或者从中撤回的方式来消除焦虑。症状被创造出来，为的是避免焦虑的产生。或者说，更为确切的表述是：症状得以形成，以便避免由焦虑的产生所标志的危险情境的在场。

在上面的情况中，焦虑仅是一种情感状态，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并没有涉及到任何——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的变化。与此不同的是，第一世界大战后，产生了许多创伤神经症。这些患者可以被描述为从死亡的虎口中逃脱出来的人。面对着死亡的危险，巨大的外部刺激突破了主体的保护性盾牌，过度的兴奋刺激了精神装置。这里涉及到焦虑的另一个性质：从情境的经济学因素中被创造出来。

Ⅵ

“焦虑最初是作为对危险状态的反应，每当此种状态再度发生时，它就会重现。”[5]

——Freud

如何区分真正的焦虑状态和虚假的焦虑状态呢?这是又一个摆在弗洛伊德面前的问题。

焦虑，首先，是被我们感受到的某物。我们称之为情感状态，尽管情感状态到底是什么仍是谜。作为一种情感，焦虑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不愉快感。另外我还能发现焦虑总是伴随着相当明确的身体感觉，而这种感觉会指涉到明确的身体器官。最后，在焦虑中，我们可以感受一种释放行动，比如呼吸器官的异常、心悸等。由此，焦虑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1)一种特定的不愉快感;(2)释放行动;(3)对释放行动的感知。这后两种特征是焦虑与哀伤和痛苦相区分的地方。根据上述的观点，焦虑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通过特殊的通道来进行释放的不愉快的情感状态。它一方面产生不愉快的兴奋感，另一方面通过释放行动来实现缓解。弗洛伊德显然不满足于此种颇具生理学意义的定义。对神经症的分析，使得一些历史性的因素浮现出来。对于人类而言，出生过程提供了一种焦虑状态的原型经验，焦虑可以作为出生创伤的一种复制品。

那么，就此而言，焦虑的功能是什么呢?在何种时刻，它会重现呢?答案就是焦虑最初是作为对危险的一种反应，每当危险状态再度发生时，它就会重现。这样答案中又包含着焦虑浮现的两种形式：(1)不便利的形式——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焦虑出现，使得身体功能瘫痪，无法做出有效地防御行动;(2)有益的形式——焦虑作为信号浮现，防止此种危险情感的出现。

Ⅶ

“当主体感受到对象的丧失时，焦虑便出现了。”

——Freud

出生之时，孩子与母体分离，子宫内的生活结束了。主体开始面对“分离、丧失”。在接下来的口欲期，乳房无法即时送入孩子的口中，以及断奶时的痛苦，都引起了主体的痛苦。进入肛欲期后，粪便从身体中滑落，此种丧失亦可视为一种分离。在性器期，阴茎对于主体而言，是极具自恋价值的宝贵客体，通过它，主体获得了许多快感。在父母的“不要摸它，否则就把割掉”的威吓下，这个小东西给予的快乐也必须暂时移交出去。伴随着道德法则的进入，主体的行动受到的约束，害怕失去来自被内化的“超我”的爱。阉割正是基于在这些丧失、分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通过经历这些重复的对象—丧失，自我开始被调动起来以预期阉割。这将焦虑的问题置于一种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