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美国政治的任何一页，都能看到领袖人物对“同理心”的提倡。最著名的当属比尔·克林顿，1992年他告诉一位艾滋病活动人士：“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此外，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同理心，比如2007年他还是参议员时就说：“当今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最大赤字，其实是同理心赤字。”

这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习惯思维。几个月前，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达拉斯参加五位殉职警察的追悼会时说道：“我们尽可能地运用同理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连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也号召国人切实感受他人苦难，比如流离失所的铁锈地带(Rust Belt)工人、非法移民犯罪的受害者等等。

同理心作为一种政治情怀，竟然达成了普遍共识（虽然在施予对象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倒是很罕见。然而遗憾的是，用同理心来作决定无异于一场道德灾难。它会让世界变得一塌糊涂。所以，如果我们十分明智地将它抛开，我们会变得更好，制定的政策也会更英明。

▌同理心：是工具，亦是陷阱

说到底，究竟什么是同理心？有人用这个词表达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共情”的意思，也就是在无需分担他人感受的情况下，了解别人所思所想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同理心是必要的，如果对别人的意愿浑然不觉，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行动。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认知共情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成功的骗子、诱骗犯或虐待者也都有很高的认知共情能力。

至于我们多数人说的同理心，其实是心理学家称为“情感共鸣”的东西。其范畴超过了单纯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对某人抱有同理心意味着分享他们的经历和痛苦——也就是感同身受。
 

这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放大了体育和性的乐趣，引发了我们对许多小说、电影、电视作品的喜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希望分享朋友和爱人的感受，这是亲密感情的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一旦涉及道德判断和政治决定时，情感共鸣的作用则完全相反。且不说我们的日常见闻，最近对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同理心使我们产生偏见、结党连群，常常还会变得残忍。

在很多对同理心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先是让受试者经受某种体验（通常是轻微疼痛，比如电击、针刺手指或通过耳机播放噪音），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接着让他们看别人经受同样的体验，再将两种情况的大脑扫描结果进行比对。

测试的结果是，神经活动确实存在重叠：大脑对本人痛苦的反应——发生在前脑岛和扣带皮层区域——与同情他人时的反应类似。这么看来，克林顿的那句话不仅仅是个比喻，某个程度上，我们确实能感受别人的痛苦。

不过这类研究也发现，同理心存在偏见。其中一些偏见比较浅显，多是种族、关系等造成的。2010年的《神经元杂志》(Neuron)上刊登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召集了一群欧洲男性球迷，先是刺痛一位受试者的手背，然后让他看别人受同样的苦。如果告诉受试者对方是同一球队的球迷，这时就会检测到很强的同理心神经反应——自身疼痛和他人疼痛的重叠。如果告知是对手球队的球迷，则没有这种反应。

另外一些偏见则埋藏较深。你对那些公平待你的人比欺骗了你的人更有同理心，对合作者比对竞争对手更有同理心。

而且，一旦觉得他人的痛苦是自作自受，你的同理心也会荡然无存。2010年《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上刊登了一项研究，一群受试者观看艾滋病人的视频，如果得知患者是因为静脉药物注射感染，那他们的同理心反应明显不如得知输血感染时来得强烈。

▌迷失理性的同理心

我们的同理心不仅有偏见，还会让我们忽略明显的实际计算结果。据2005年《行为决策学报》(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报道，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询问人们愿意捐多少钱来帮助开发一种药物，这种药能拯救一个孩子的性命；然后问另一组人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药物可以拯救八个孩子的性命。受试者并没有注意到数字，两组人给出的答案几乎一样。但是，当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那一个孩子的姓名，并将她的照片拿给大家看时，人们的同理心被激发了，捐款直线上升，甚至超过了捐给八个孩子的数额。

也就是说，同理心会在人们想到特定的个体时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可辨识受害者”效应。可是它没有考虑更广泛的因素。1995年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个经典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受试者被告知一位名叫Sheri Summers的10岁女孩患有绝症，她有机会通过治疗来缓解痛苦，只是在治疗名单上排名靠后。研究人员问受试者愿不愿意让小女孩立即接受治疗——意味着将她的排位提到病情更重或等了更久的孩子之前，受试者通常都不肯。但一旦开始让受试者想象这个小女孩的感觉，感受她的处境，他们通常又会点头答应。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反常的道德数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热衷于讨伐虐狗者、救助浑身油污的企鹅，而在减轻他国数百万民众或本国少数族裔的疾苦方面却拿不出同样的热情。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和个人有时更在乎一名落井的小女孩（想想1987年得克萨斯州米德兰著名的Baby Jessica案例），而不是影响面更广的危机。

也正因如此，我们格外关心那些政策的直接受害者——谁谁被暂时出狱休假的囚犯殴打，某小孩因为问题疫苗生病，某某的生意因为税收和监管一蹶不振……至于这些政策的有益一面，可能消除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则视而不见。比如犯人休假制度，监外活动可能成功降低了总体犯罪率，但如果只是告诉人们未受攻击人数的统计变化，人们通常不会产生同理心。

在道德和政治辩论中，各人的立场反映了他们所选择的同理心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被执法人员虐待和杀害的少数族裔，也可能是刀口舔血、终日以危险为伴的警察；可能是上不了大学的少数族裔学生，也可能是成绩更好却被拒绝的白人学生；幼儿玩枪不慎打死自己，你选择站在小孩母亲这边，那么因禁售枪支无法用枪自我防卫、最后被强奸的女性呢？与想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叙利亚难民站在一边，还是维护被抢了饭碗的美国人？

而且，这种移情关怀很可能引发敌意。想想2016年选举季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吧，没错，就是特朗普言语攻击非法移民的那一刻。特朗普对移民当然不会有同理心，他的同理心对象是他所谓的移民受害者——那些据说被强奸、殴打和杀害的人。

通过做实验我们能看到同理心与激进行为之间的联系。2014年《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公告》(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发表了一篇巧妙的研究文章，受试者得知一位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参加了数学竞赛，想借比赛赢得现金奖励。这显然激发了受试者的同理心。他们不光对这名学生感同身受，还希望折磨穷学生的竞争对手（给她吃大量辣酱），尽管后者并没有做错什么。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你总能找到一方倾注同理心。”

 

考虑到以上种种，我们还是很幸运的，能用理性思考来压制同理心的影响。大部分人再三思考之后，会认同这些同理心驱动的判断是错的。一个人的生命不比八个人的更重要；如果停止疫苗计划可能导致数十人死亡，那我们不应该为了一个孩子停止计划。我们也会理解，任何有关刑事司法、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策、枪支控制以及移民的重要决定都不可避免地有赢家和输家，所以人们总能找到一个释放同理心的对象。

那我们成为好人的动机呢？如果我们不去体会他人的感受，感觉不到他们的痛苦，我们何来动力帮助他们？如果冷漠比同理心更适合，那或许我们就应该变得冷漠，管它有什么缺点！

▌行善的另一种力量：同情心

当然幸运的是，同理心并非激励我们行善的唯一力量。同理心与关心或同情有着明显区别——后者是在乎他人，重视他人的命运。神经科学家Tania Singer和Olga Klimecki在2014年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区别：“与同理心相比，同情不是分享对方的痛苦，而是温暖的感情、关心和在乎他人，希望增进他人的幸福感。同情是为他人着想，而不是感同身受。”

我和耶鲁大学研究生Matthew Jordan、Dorsa Amir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不久前发表在《情感》(Emotion)杂志上。我们比较了两种不同标准下人们的得分，一种衡量人们的同理心，另一种测试同情心。不出所料，我们发现这些标准衡量的是人性的不同方面：你可能在这方面低、那方面高。我们还发现，同情心会促使人慈善捐赠，同理心则不会。

还有由Tania Singer领导的研究机构，他们训练人们体验同理心或同情心。在同理心训练中，研究人员引导人们体会受苦者的感受。而在同情心训练（有时被称为“慈爱冥想”）中，人们让温暖的思念流向他人——但这并不是共情，他们只体会到积极的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事实证明，这两种情况下神经活跃情况是不同的：同理心训练导致脑岛和扣带皮层更加活跃，如果你对所关心的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大脑被激活的也是这一区域。同情心训练则导致大脑其他部分激活，比如腹侧纹状体，其活跃程度随着奖励和动机水平的上升而上升。

这些研究还揭示了同理心与同情心之间的实际差异。同理心是并不愉快的难受体验，让人心力交瘁。其他研究结果也表明代入性感受痛苦不仅会导致糟糕的决策，还会使人精疲力尽、却步不前。相比之下，同情心训练则是让冥想者感觉更好，对人更加友善。它具备同理心的所有优点，缺点却微乎其微。

这些结果与Paul Condon团队发表在2013年《心理科学杂志》(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结论不谋而合。与接受其他认知技能训练的对照组相比，接受冥想的训练的受试者对人更友善，更乐于助人。他们认为，冥想“抑制了模拟受苦者感受的大脑网络的活跃程度，让社会关系感受网络更加活跃。”限制同理心的影响实际上更容易让人变得善良。

我不否认同理心的诱惑。人们往往难以抵挡内心的冲动，想去感受他人所感受到的世界，想真切体会他人的苦痛，想倾听我们自己的心声。同理心确实像一件礼物，丰富了施予者的生命。而另一个选择——同情，它因糅合了细致的推理而稍显冷漠。但不可否认的是，后者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Paul Bloom博士是耶鲁大学心理学讲座教授，本文改编自他的新书《抵制同理心：学会理性同情》(“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旗下Ecco出版社出版。本文仅代表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