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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一月下旬， 一个叫维拉·布兰德斯的17岁的德国女孩 从幕后走上了 科隆歌剧院的舞台。 观众席上空无一人。 全场仅仅被一个绿色安全出口标志 的昏暗的光微微照亮。 这一天是维拉生命中 最最激动的一天。 她在当时是德国 最年轻的演奏会经纪人， 她说服了科隆歌剧院 举办美国音乐家——基思·杰瑞特的 一个爵士深夜场音乐会。 1400位观众即将到场。 再过几个小时， 杰瑞特就会走上那个舞台， 坐在钢琴旁， 不经过排练，没有乐谱， 就开始他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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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候， 维拉向基思展示的 钢琴出了些问题， 而且情况不是太好。 杰瑞特仔细地看了看那个钢琴， 弹了几个音， 绕着钢琴走了一圈之后， 又弹了几个音， 跟他的制作人嘟囔了几句。 然后制作人过去跟维拉说—— “如果你们弄不来一台新的钢琴， 基思今天就弹不成了。”aiwo99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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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是出错了。 歌剧院没准备好乐器。 那台钢琴的高音部听起来 又尖又刺耳， 因为其中的所有毛毡都磨损坏了。 黑键听起来感觉拖拖拉拉， 白键走调了， 脚踏板也坏了， 而且那台钢琴也特别小。 那钢琴根本弹不出足够大的声音 来让像科隆歌剧院 这么大空间里的观众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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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思·杰瑞特就走了。 他走出去坐在他的车里， 留下了维拉·布兰德斯在那里 打电话试着弄来一台能用的钢琴。 她找到了个钢琴调音师， 但她弄不到新钢琴。 然后她也出去了， 站在雨中， 开始跟基思·杰瑞特交谈， 求他不要取消那场音乐会。 他看向车外 那个全身被雨浇透的 德国年轻人， 心中升起了同情， 说道， “别忘了啊——我只为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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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杰瑞特真的走到了歌剧院的舞台上， 他坐到那个弹不了的钢琴旁边 开始了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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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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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逐渐响起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杰瑞特避开了那些高音部分， 他一直用键盘上的中音区部分演奏， 这使得音乐非常舒缓， 还有环绕音的效果了。 而且，因为那台钢琴的声音太小了， 他要在低音区制造一些 有轰隆隆声的即兴重复片段。 他还站起来转身 用力敲击琴键， 极力地想要弹出大一些的音量 好让后排的观众们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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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表演很令人兴奋。 既有安静的质感， 同时又充满力量， 非常有活力。 观众们很喜欢这次演出。 而观众们在演出之后继续保持了对它的热爱， 因为那场科隆音乐会的录音 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钢琴曲专辑 和有史以来最畅销的 爵士独奏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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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杰瑞特遇到了个麻烦。 他容忍了那个麻烦， 并想出了解决的创意。 但让我们想一想 杰瑞特的直觉。 他其实一开始并不想演奏。 当然，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时， 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可能会有同样的直觉。 我们不想被要求用糟糕的工具 干出好活。 我们也不愿意 克服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杰瑞特的直觉是错的， 不过感谢老天他改了主意。 我觉得我们的直觉也是错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对那些 因为必须解决一些小麻烦 而获得的出人意料的优势 而心怀感激。 我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从认知心理学， 复杂性科学， 社会心理学， 当然还有摇滚乐的角度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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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首先是认知心理学。 我们都已经很明白了 一些特定的困难， 和一些特定的障碍的存在 实际上可以提升我们的表现。 举例来说， 心理学家丹尼尔·奥本海默 几年前 和一些高中老师进行了一次合作。 他要求老师们重新规定 他们的一些课堂教课 所用讲义的格式。 普通讲义的格式 都是很直截了当的， 比如Helvetica或Times New Roam字体。 但其中一半的课堂将会得到 重新规定格式的讲义， 比如用Haettenschweiler 这种棱角分明的字体， 或者是斜体Comic Sans 这种看起来有跳跃性的漫画字体。 这些字体是很丑的， 并且不易读。 但在那个学期的期末， 学生们考试的时候， 那些被要求读了一个学期 复杂字体的学生们， 最后很多学科的成绩 反而更好。 原因就是， 读更复杂的字体让他们塌下心来， 逼着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他们正在读的东西 就会多一些思考， 可以更好地理解······ 所以他们学到的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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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个例子。 心理学家谢利·卡尔森 给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做测试 来研究他们注意力的过滤能力。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 想象你在一个餐厅中， 正在和人交谈， 而餐厅中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交谈正在进行着， 你想要从中过滤出信息， 你想要专注于 对你有用的信息。 你能做到吗？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有 很好、很强的注意力过滤能力。 但是有些人确实不容易做到。 一些卡尔森实验的毕业生 也或多或少地缺乏这种能力。 他们的过滤能力不强， 容易把很多关键信息漏掉—— 但却会引入很多外部信息。 意思就是说他们会不断地 被他们周围世界中的声色所干扰。 如果当他们写作的时候 旁边有一台开着的电视， 他们排除不了电视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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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个缺点······ 但并不是。 当卡尔森观察这些学生的表现时， 那些过滤能力较弱的学生 极有可能 在他们的一生中 建立真正的创造性的里程碑， 更可能出版他们的第一部小说， 或者发行第一张唱片。 这些外部的干扰实际上 激发了他们的创意机能。 他们可以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 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中全是“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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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聊一聊复杂性科学。 那么你们是怎么解决一个真正复杂的—— 这个世界充满了 复杂的问题—— 你们是怎么解决一个 确实复杂的问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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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试着去制造 一台喷气式发动机。 这工作存在着 很多不同的可变因素， 工作温度、材料、 所有不同的维度、形状。 你不能一次性解决 全部这些问题， 那太难了。 那你会怎么做呢？ 你所能做的就是 试着一步一步地解决。 你做出了几种原型出来， 然后你会做出一些改变， 做一下测试之后再改进。 再做出一些改变， 做一下测试之后再改进。 这种边际增益的理念最终可以让你 做出一个很好的喷气式发动机。 这种方法在全世界 都广泛应用。 你可能会听说， 比如在高性能循环领域， 网页设计师会讨论 试图优化他们的网站， 他们会寻找 这些逐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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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解决 复杂困难问题的好方法。 但你知道更好的方法 是什么吗？ 针对一系列的麻烦。 你可以随意一点， 在工作的初期阶段， 你可以做一些疯狂的事， 你可以试着做一些并不管用的傻事情， 而这可能会使解决问题的效果更好。 原因就是 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所谓的边际增益， 会逐渐带你走进死胡同。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随意一些， 那结果就会不太一样了， 你解决问题会变得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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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一谈社会心理学。 心理学家凯瑟琳·菲利普斯 和几个同事 最近把神秘谋杀案 交给了一些学生解决， 这些学生编为四人一组， 他们每组都得到了 含有一个案件信息的卷宗—— 包括不在场证明和证据， 证人证言和三个嫌疑犯。 编成四人一组的这些学生们 被要求要找出真凶， 找出到底是谁犯了罪。 这个实验中有两种分组。 一部分分组中，组中的四个人都是好朋友， 他们互相之间非常了解。 另一种分组， 组内有三个好朋友，一个陌生人。 你可能知道了我要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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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我会说 那种有个陌生人的组 解决问题更加高效， 这是真的，他们确实做到了。 实际上，他们解决问题的效率 非常高。 那种四人都是好朋友的组， 他们只有一半的几率找出了真凶。 这可真不怎么样—— 只有三个备选答案的单选题， 只有一半几率答对了可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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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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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三个好朋友一个陌生人的组， 即使那个陌生人 没有得到任何额外信息， 即使他们组员之间 需要不断改变交谈的方式 来缓解尴尬。 但三个好朋友和一个陌生人的组 仍然有75%的几率 找出真凶。 这两种表现实在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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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觉得真正有趣的 不仅仅是三个好朋友和 一个陌生人的组做得更好， 而是他们参加这次实验的感受。 当凯瑟琳·菲利普斯 采访四个好朋友的组时， 他们说感觉很开心， 他们同样也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他们很满足。 当她采访三个好朋友 和一个陌生人的组时， 他们说他们相处的不是很好—— 他们相处得比较困难， 互相之间还很尴尬······ 工作之中充满了疑惑。 即使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而他们还是觉得不太好。 而我觉得这可以很好地例证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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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实—— 难看的字体， 尴尬的陌生人， 随意的工作方法······ 这些阻碍使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 它们使我们更加迸发创意。 但我们却并不觉得这些帮助了我们。 我们觉得它们阻碍了我们······ 我们就跟它们对抗。 这就是为什么这最后一个例子 特别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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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给你们介绍 来自摇滚世界的一个人。 你们可能认识他， 他是个实实在在的TED迷。 他叫布莱恩·伊诺。 他是个环境音乐作曲家—— 非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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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过去40年中 很多摇滚乐巨作诞生的催化剂。 他和大卫·鲍伊合作过歌曲《Heroes》， 他和U2合作过歌曲《Achtung Baby》 《The Joshua Tree》。 他和退化乐队（DEVO）合作过， 他和酷玩乐队（Coldplay）合作过， 他和很多人都合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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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为了使这些摇滚乐队 变得更好做了些什么呢？ 他制造麻烦。 他阻碍他们的创作过程。 他的角色就是做那个“尴尬的陌生人”。 他的任务就是告诉他们 一定要弹一下 那台坏了的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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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中一个创造阻碍的方式 就是用这一叠卡片—— 我手中的这叠是份签名版—— 布莱恩，谢谢你。 这叫“倾斜策略”， 是他是和一个朋友一块儿发明的。 当他们在工作室创意枯竭的时候， 布莱恩·伊诺就会拿出其中一张卡片。 他会随意取出一张， 然后让乐队根据 卡片上的指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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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一张—— “改变演奏乐器”。 是的，每个人都交换一下乐器—— 比如鼓手去弹钢琴—— 真是非常非常棒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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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看最尴尬的细节。 然后把它们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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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既突然、同时又具有破坏性 且无法预料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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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卡片都有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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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卡片已经 通过一张张的唱片证明了它的价值。 音乐家们恨透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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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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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柯林斯曾经在 布莱恩-伊诺的一张唱片里打过鼓。 有一次把他气得把啤酒罐 从工作室的一头扔到了另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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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阿洛玛，非常优秀的摇滚吉他手， 和伊诺一起参与过 大卫·鲍伊专辑《Lodger》的制作。 有一回，他跟布莱恩说， “布莱恩，这个实验蠢透了。” 但事实证明那是一张非常棒的专辑， 而且， 卡洛斯·阿洛玛在35年后， 也就是现在正在使用“倾斜策略”。 他还介绍给他的学生们 使用“倾斜策略”， 因为他懂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你不喜欢它 并不代表它对你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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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实际上 原本并不是那一叠卡片， 而是一个列表—— 列在录音工作室的墙上。 列表上写着当你创意枯竭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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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列表并不管用。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还不够麻烦。 你的眼睛会浏览一遍列表， 然后你就会选择那个 最不混乱的， 最不麻烦的那条， 这样当然就完全违背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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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布莱恩·伊诺就意识到， 是的，我们需要进行这样愚蠢的实验， 我们需要有尴尬的陌生人加入， 我们需要试着去读一读难看的字体。 这些都会帮助我们。 它们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 它们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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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 我们需要一些“外部因素” 来让我们接受这样做。 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做······ 不管是靠纯粹的意志力， 还是靠抽出的那张卡片， 还是碰见了一个德国青年 内疚的经历， 我们所有人，有时， 都需要坐下来， 试着弹弹那台弹不了的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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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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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